教會的思想戰線已失守了嗎？

　　不要以為有神論的邊緣化只影響外界對教會的態度，其實它也令有教育水平的信徒受到無形的侵蝕和衝擊。例如社會的思想趨向性開放和同情同性戀者（這在傳媒和學術界特別明顯），反對同性戀的人往往被恥笑甚或標籤為「道德塔利班」，不少基督徒（包括很多專業人士）都對同性戀的問題感到無所適從，就算不乾脆否定聖經的立場，也不敢公開表達任何反對的意見。文化使命的實踐似乎是福音派華人教會的積弱，一方面我們受基要派傳統的反智主義影響，另一方面也承繼了華人文化的實用主義。英國神學家McGrath曾說一故事：有一次有兩個著名的十九世紀德國自由派神學家交談，Adolf Harnack提到保守教會近期在政治上取得一些勝利，似乎對自由派有所衝擊。Albrecht Ritschl的忠告卻是：不用理會政治，繼續寫書，改變人們的思想，長遠來說這更有決定性影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自由派的興盛引證了Ritschl的智慧。所以我們需要提醒教會去履行文化使命，及鼓勵一般信徒都建立基督化的心智，才能幫助教會在社會長遠生根。

　　信仰不錯是人與神的個人關係，但這種關係引伸出一套詮釋人生、世界的思想，我叫這做基督教世界觀。在信仰成長的路程上，這世界觀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但今天我們看到的現象叫我們擔憂：很多基督徒弄不清應如何看待世界的事物，對別人提出的挑戰更加不懂得回應。我曾和兩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談話，他們是念一些與語文有關的學科，在課程裡接觸大量後現代的思想。一位姊妹說她的一些老師特別喜歡批判基督教的「二元化」世界觀，她多次上課後感到沮喪和悶悶不樂，有一次忍不住馬上打電話向傳道人哭訴！（我高興的是這位姊妹與傳道人的關係甚好，但恐怕很多遇到這樣問題的大專信徒根本不會告訴教會的人。）另一位弟兄則說他聽到這些思想，有時也感到它們有點荒謬，但又卻不懂反駁，他聽了我一個有關基督教世界觀的護教課程，感到基督教的思想不單可以與其他思想系統分庭抗禮，甚或可能以「點數取勝」，所以感到極大鼓舞。

　　一些基督徒不大喜歡思考、沒興趣看「太硬」的書，那是否他們就會免於思想衝擊呢？不是，因為他們不能與社會思潮完全隔絕，因為他總會看電視、電影和流行雜誌及與同學聊天吧？他不去積極建立基督徒的世界觀，那他們所吸收的正正是耳濡目染的俗世主義、相對主義和享樂主義！沒有衝擊也是一種「衝擊」，正其名：這是一種日以繼夜的腐蝕！不少信徒離開校園後，脫離受保護的環境，投入社會的大染缸，不久便完全失去基督徒的價值觀和傳福音的熱誠，縱然不放棄信仰，但也名存實亡了。

　　另外一些基督徒肯思想、肯反省，他們嘗試去面對信仰的難題、教會的缺點及其他思想體系的挑戰，這些都是可嘉的精神，但往往他們的信仰根基不深，對聖經、神學和護教沒有系統的認識，喜歡提問題，但未必有耐性去摸索出路及建構有力的回應。更有一些會自命為挑戰權威的英雄，看不起其他「不思想」的信徒，也有強烈傾向去拒絕較傳統的答案，並流於「為挑戰而挑戰」。更不幸的是他們可能會先接受他們學科的理論，如心理學、社會學或某些哲學，而用以批判基督教，認為這樣才是「理智誠實」，但奇怪的是，他們卻從未誠實地質疑那些學科理論的前設及根據，這種一面倒的「誠實」批判的結果只會是拆毀。我認識很多有信仰掙扎並感到孤立無援的基督徒，也知道有大量畢業生流失，我相信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俗世世界觀（secular worldview）的衝擊與腐蝕，可悲的是，華人教會往往不察自己的邊緣化，基本上還是在自說自話，並忽略思想和文化戰線，那又如何能解決流失的問題呢？我們是否有責任，為這些反省的信徒提供指引和榜樣呢？

　　所以縱使為了信徒的成長和建立，我們也不可疏忽信仰的思想領域。今天我們是否已失守了呢？俗世的思潮和價值觀正侵占信仰的領域，或腐蝕我們，或攻擊我們，若我們再不自覺地堅守這領域，信仰的前途令人憂心。建立基督徒的世界觀是重要的，因這從根本塑造我們的價值觀和人生方向。此外，這也是愛神的一種表達，我們不單要盡心、盡性和盡力愛神，也要盡意（盡智）愛神（Love God with all yourmind）！若基督徒世界觀建立得不健全，很容易導致信仰與生活的割裂，信仰實踐失去方向，見證乏力和有信仰困惑，也可能引致別人對信仰的誤解和反感。

基督教世界觀與教會的福音使命

　　很多基督徒對文化的世俗化掉以輕心，因為他們認為教會存在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所以其他事情不用多加理會。然而這種看法不單忽略了教會的文化使命，從傳福音的角度看也是短視，因為在思想領域長期的邊緣化也會導致教會在社會的邊緣化，使傳福音的工作倍加困難。首先我要指出思想的重要性，很多先例都告訴我們，貌似抽象的思想能對歷史產生莫大的影響，如中國的四書五經，在西方則有聖經、早期教父、奧古斯丁、亞奎那、洛克、馬克思等等。踏入現代，基督教在西方的發展遭遇沉重打擊，教會不單沒增長，還在不斷衰退，這當然有很多社會學的因素，但不能否認基督教所面對的思想衝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休謨、達爾文、佛洛伊德、聖經批判學、自由神學、羅素等。以香港為例，李天命的石頭問題、吳敏倫的性學和現在流行的「反性傾向歧視」思想，也為眾多信徒帶來衝擊，和構成非信徒的絆腳石。例如李天命的書本（《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暢銷多時，我就曾碰到不少未信同學以石頭問題詰難基督教。

　　學術界的主流思想通常不會即時或直接反映在社會上，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青年接受大學教育，他們或多或少總會受那種思想影響，或簡接感染到那種氣氛。假以時日，他們就是未來的家長、老師、作家、傳媒工作者、醫生、商界精英、大學教授等，換言之，就是社會文化的鑄造者。此外，一些「出位」的學者的言論往往最受傳媒歡迎，所以只要有好幾個學者都「敢言」，再經傳媒重複報道，也會對市民產生影響。

　　總結而言，學術界的主流思想常常會影響社會文化的長遠發展方向，而文化也無形地塑造我們的行為。如性開放的思想長遠必會導致性開放的行為，在香港我們已目睹這種後果（如2007年6月一中二女生與四位男同學在家中大玩5P性遊戲）。思想與感覺也有很大關係，假使我們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那自然會感到一些相反的思想格格不入、難以接受。如接受應立法保護同性戀者免受歧視的人，會感到基督教不單落伍，更在鼓吹歧視，他們對信仰如此反感，我們又如何傳福音給他們呢？

　　很多人埋首傳福音的努力是值得欽佩和效法，但從整體策略而言，教會只重視這方面是不足夠的，我們無視社會文化的發展，把思想戰線拱手相讓，在傳了福音幾十年後，才突然驚覺新一代的人愈來愈難聽得進福音，且有一些一開始就對教會抱仇視的態度。基督徒史學家Mark Noll剖析了西方福音派的反智傳統（參他的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指出當文化愈來愈偏離基督教，西方教會在社會裡也愈來愈邊緣化，他認為這些困難是與教會忽略學術有關的。護教學家J. P. Moreland也指出基督徒學者往往只顧研究教會內部的事情或很技術性的釋經問題，對學術課題或整體文化的問題緘默無聲，不是沒有立場，就是不能合理地維護信仰的立場。長此下來，教會的邊緣化是難以避免的。

　　所以傳福音的使命與思想戰線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可參考初期教會的榜樣，她在社會是少數派，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不斷受到嘲笑和攻擊，但早期的護教士和教父勇敢和有智慧地回應，反駁批評，正面建構基督教的思想系統。到最後，基督教的勝利固然是因為殉道士的血，但基督教思想的優勝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好榜樣是衛斯理（John Wesley），他訓練牧師時也很重視邏輯和哲學。我深信教會若要在社會中長遠生根，文化使命實在是不容忽視的。聖經命令我們：「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並要「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應是它〕都順服基督。」（林後十5）（ASV譯本：bringing every thought into captivity to the obedienceof Christ）這就是說，要令每一種思潮都順服在基督的主權之下，所以建立基督化心智、基督教世界觀和學術的使命其實是跟隨基督的一部分。新約強調是基督把萬事萬物都連結在一起（西一17），所以在基督裡的真理才擁有終極融貫性和合一性。既然如此，信徒（特別是基督徒學者）不是應該存敬畏的心，竭誠地探索這真理，並把基督的豐盛彰顯出來嗎（約一14）？所以要把學問與信仰結合，其實是有基督論的基礎的。

迎難而上——基督教學術的建立

　　世俗文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世俗的學術界，而產生學術界的世俗化的力量有好幾個，源自啟蒙運動的自然主義應是最關鍵的因素，華人神學家梁家麟對此就有深切了解：「所有學科都是建造在反宗教的前設之上的。不誇張的說，我們身處的學術世界基本上是反宗教的。」自然主義「已成了學術界的遊戲規範」（頁26）。叫人吃驚的是：『在神學院也不例外；我們不可以在考卷裡寫超自然的東西……人間的研究只能採用自然主義的方法」（頁27），如教會歷史。「基督教信仰被挑除出知識世界之外，知識世界全面的世俗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頁31），例：「在史學研究的場域裡，神蹟必然無立足之地。……理論上說，我們對超自然事物的存在與否，持一種懷疑或中立的態度，但在實踐上，我們假設了它們為不存在。我們私底下可以相信復活確有其事，卻不能在學術研究中提出討論。」（頁32）

　　可惜的是，一些基督教學者也受世俗主義洗禮，所以他們對基督教學術並不熱衷，也不重視信仰與學問的整合。為了避免「不學術」、「宗教偏見」等指責，他們接受學術研究和基督教信仰的二分法。他們雖然是有神論者，卻嚴格採納一種方法論的無神論（methodological atheism）：從方法學的角度，學術研究不能考慮宗教說明的真實性。我不認同這種進路，但我明白要持守基督教學術的理念並不容易。我在過往二十多年間，深刻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叫我在教會、學界和社會以基督徒學者的身分作見證。透過早期在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事奉、後期在明光社的參與（可說是連場戰役）和近年香港性文化學會的創立，我看到香港文化急速自由化、世俗化、庸俗化和後現代化的危機，這激發我在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人權等）、社會倫理（性愛、同性戀、色情、家庭等課題）和後現代主義（傅柯、自我觀、相對主義等）的領域作探索。

　　在過程中我其實感到很吃力，有時我問一些基督徒學者可否在某些課題作點回應，而答覆總是這樣：「我的專業可不是這方面啊！」我諒解這樣的回答，回想過往十年所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超出我原來的專業範圍（宗教哲學），我也想規限自己在較窄的範圍，這樣可愈鑽愈深，和較易在國際級期刊出版（這是大學主要計算的工作成果），但時代的呼聲提醒我不能忘記教會和社會當下的需要，假如不是有這份濃烈的使命感，我想我不會堅持下去。我還清楚記得在我走進每一個新領域時（無論是性倫理、自由主義和後現代思潮），埋頭苦讀所帶來的精神壓力和思想困擾，再加上時間的不足和外來的攻擊，很多時我都想放棄，我也求神興起其他人承擔這樣的使命，然而我慢慢接受這就是神給我的召命，我不用理會他人，只要走完我的路，見證神恩惠的福音就對了。

　　多少次放棄都是藉著禱告中蒙神加力而克勝，基督教學術的努力對我而言並非抽離的理性遊戲，而是有血有肉的掙扎，和我學習跟隨神的生命道路。感謝神，當我順服在祂的帶領下，我感到信仰與理性整合的喜悅，對基督教世界觀的豐盛有更深刻的體會，也對上帝的真理更心悅誠服。也由於有分析哲學的訓練，經過初期的陣痛後，我也感到不同領域的思想也不難理解，我也發覺很多基督徒學者（特別在西方）已有可觀的成果，他們對我也有不少啟迪，這也令我感到基督教學術是全球化的事業，正如教會是全球化的群體，我期望有一天華人的基督徒學者能對國際的基督教學術也作出獨特的貢獻。

　　總結而言，基督教學術的發展實在是一個迫切的任務，我一己的努力實在微不足道，我相信所有基督徒學者（和神學院、基督教大學）都責無旁貸，都應承擔起這個任務。若非我們同心協力和匯聚我們的聲音，我們很難成功。每一個平信徒，也有提昇自己思想質素的責任。